历史上的1957年05月19日 中国出现第一张大字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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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,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、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—书写形式;是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的“四大”之一。它既是一种言语—书写形式,却又不单纯是言语—书写方式,更是一种政治工具,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、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。

毛主席曾说,“中国自子产(?—前522,春秋时期郑国人)时就产生了大字报。”毛主席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,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。而古代的揭帖,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。广义地看,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、告示、通令、传单、标语口号、表扬稿(或批评、检讨)、商品广告,都可以称作大字报。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,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。

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,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。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,协助整风。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。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等“四大”,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,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、反击下,50余万人被划为“右派”,受到降职、降薪、开除工职、流放(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、农场、边疆)、判刑等处罚。在整改、“双反”(反浪费、反保守)、大跃进运动中,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。毛主席(1958年)因此称赞它是“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”,“群众创造”的“一种革命形式”、“群众斗争的形式”,“在我国条件下,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”。

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《宋硕、陆平、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》的大字报,指控北大党委、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。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。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主席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,次日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》。这张大字报毛主席被授予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、“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”的桂冠。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《炮打司令部》,就被冠以“我的一张大字报”的副题。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(简称十六条)规定:“要充分运用大字报、大辩论这些形式,进行大鸣大放。”

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,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。其固定格式为:以《毛主席语录》、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,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,利用断章取义、牵强附会、张冠李戴、无中生有的办法,上纲上线,以“砸烂狗头”、“横扫牛鬼”结尾。私下议论、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、好恶、情愫、隐私,都被强行曝光,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。不讲事实证据、逻辑推导,只需大帽子乱扣,嗓门越大越好。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、地富反坏右、走资派,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。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,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、斗殴甚至流血冲突,形成“保留三天”的通例。常在大字报的天头、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。

从外表看,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,无需任何审批程序,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主席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,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。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,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(如派性武斗),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。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,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。

从形式上看,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,有红的、绿的,有用书写纸,也有用旧报纸写的,体裁上也门类齐全,短文、杂文、口号、对联、漫画,丰富多彩。张贴的地方,从学校、机关、厂矿、街道的墙壁、门窗,甚至人身上。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、新花样,不断更新。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、笔墨,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。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,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(只能夜里偷偷地撕)。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还有抄录、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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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05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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